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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負重爬坡”的大氣污染治理即將迎來新拐點
來源：廢氣處理設備 發布時間：2018-12-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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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廢氣處理】過去5年，我國PM2.5濃度的降幅超過30%，超額完成大氣治理任務。尤其在“尾部治理”方面，動作最多、貢獻最大，貢獻位列二、三位的分別是能源結構、產業結構調整。
大氣污染治理“負重爬坡”
多年污染治理成效不容否認
今年3月，時任環保部副部長黃潤秋說，當前大氣污染治理還處在負重爬坡、任重道遠的階段，來不得半點松懈。
7月，生態環境部的記者會上，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院長，中國工程院院士王金南曾解釋過京津冀及周邊到底有多“重”——以京津冀及周邊6省市(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山東、河南)為例，國土面積僅占全國7.2%，消耗了全國33%的煤炭，生產了全國43%的鋼鐵、45%的焦炭、31%的平板玻璃、19%的水泥、60%的原料藥、40%的農藥，原油加工量占全國28%。而機動車的保有量占全國28%。
這些地區產業結構偏重、能源結構偏煤、產業布局偏亂、交通運輸結構不合理……重化產業圍城顯然對當地環境空氣質量產生重要影響。
自2013年以來，各地持續推進火電超低排放改造、“煤改氣、煤改電”、“散亂污”企業整治、燃煤鍋爐和工業企業污染治理，強化機動車排放管控，并在秋冬季采取重污染企業錯峰生產和重污染天氣應急等措施，減少燃煤使用量，提高工業企業治污效率，推進車油一體清潔化和農村生物質清潔利用，降低燃煤、工業、機動車和居民生活的污染物排放，取得了積極的工作成效。在同樣不利的氣象條件下，今年入秋以來的污染嚴重程度相比過去3年同期降低。
污染等級已經降低，污染癥狀也有所減輕，空氣質量正向好的方向發展，大氣污染治理成效不容否認。只是目前僅靠肉眼感知，無法辨別相鄰兩個污染等級的區別，因此看起來污染似乎沒有減輕。至少降低兩個等級，我們才真正“看到”變化。
我們真正要減的是排放量，
而不是錯峰生產的企業數量
今年9月生態環境部發布的《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8-2019年秋冬季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方案》中，將去年的“對高污染和高耗能行業要實施統一的停工限產比例”，改為“各地方根據實際情況實行錯峰生產，不再做硬性要求”。要求也變了，去年要求PM2.5平均強度下降15%，今年只要求同比下降3%。
今年霧霾返城，有媒體提出疑惑：是否減排力度過于寬松?
對此，中國工程院院士、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賀克斌表示，無論采取哪種治理措施，從設計到落實行動之間的距離、折扣越小，效果就越有保障。以目前爭議較大的“錯峰生產”為例，選哪些行業、停哪些企業、錯峰時間多久等，都是經過一番深入研究，而非圖熱鬧。但為何還有人提出質疑?關鍵在于，我們真正要減的是排放量，而不是錯峰生產的企業數量。
賀克斌院士表示，以前就曾發生部分地區把僵尸企業報上來進行“錯峰”的情況，相當于做虛賬。最終結果就是，“天上”不會給你回報。再以天津為例，去年冬季，北京市全市錯峰生產的企業為300多個，今年卻只有100多個。企業數量減少，并不意味著減排力度減弱，而是在總結前期工程的基礎上，錯峰生產越來越有經驗，效率也更高了。
如何進一步挖掘減排潛力?
深層治理在于“動結構”
賀克斌院士表示，過去5年，我國PM2.5濃度的降幅超過30%，超額完成大氣治理任務。尤其在“尾部治理”方面，動作最多、貢獻最大，貢獻位列二、三位的分別是能源結構、產業結構調整。
在此基礎上，尾部治理的剩余減排空間相對有限。例如大型火電廠治理，我認為就基本“畢業”了。它的常規污染物排放已降至世界最低，未來再上什么裝置、再進行大幅減排的意義不大。下一步重點應轉移到非電領域，同樣是用煤大戶，實現非電行業超低排放是潛力所在。
但我們也要看到，非電行業的減排潛力同樣有上限。要繼續實現深層治理，就到了不得不“動結構”的時候，也就是產業、能源、交通及用地結構調整。
以能源結構為例，為何要進行調整?已采取的“散亂污”企業治理等尾部治理方式，目前仍存在反彈可能，為防止企業偷偷排放，相關部門還需配套相應的監管措施。而能源結構一旦調整，企業用能就不可逆轉，排放情況隨之改變，未來自然不會再出現偷排行為，這才是根本。
大氣污染治理的拐點何時到來?
隨著四大結構逐步優化調整，大氣污染治理的拐點何時到來? 賀克斌院士：我們首先需明確“拐點”的概念，它既包括污染天數，也包括污染程度的轉變。若以PM2.5排放情況作為參照，我認為2013年之后已經迎來第一個治理拐點。我國PM2.5排放濃度，已由過去是歐美國家的10倍左右降至2-5倍，主要城市的PM2.5濃度也不再繼續上升。但要真正消除人民群眾對重污染天氣的印象，可能要到2025年左右。
大氣污染治理“負重爬坡”
多年污染治理成效不容否認
今年3月，時任環保部副部長黃潤秋說，當前大氣污染治理還處在負重爬坡、任重道遠的階段，來不得半點松懈。
7月，生態環境部的記者會上，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院長，中國工程院院士王金南曾解釋過京津冀及周邊到底有多“重”——以京津冀及周邊6省市(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山東、河南)為例，國土面積僅占全國7.2%，消耗了全國33%的煤炭，生產了全國43%的鋼鐵、45%的焦炭、31%的平板玻璃、19%的水泥、60%的原料藥、40%的農藥，原油加工量占全國28%。而機動車的保有量占全國28%。
這些地區產業結構偏重、能源結構偏煤、產業布局偏亂、交通運輸結構不合理……重化產業圍城顯然對當地環境空氣質量產生重要影響。
自2013年以來，各地持續推進火電超低排放改造、“煤改氣、煤改電”、“散亂污”企業整治、燃煤鍋爐和工業企業污染治理，強化機動車排放管控，并在秋冬季采取重污染企業錯峰生產和重污染天氣應急等措施，減少燃煤使用量，提高工業企業治污效率，推進車油一體清潔化和農村生物質清潔利用，降低燃煤、工業、機動車和居民生活的污染物排放，取得了積極的工作成效。在同樣不利的氣象條件下，今年入秋以來的污染嚴重程度相比過去3年同期降低。
污染等級已經降低，污染癥狀也有所減輕，空氣質量正向好的方向發展，大氣污染治理成效不容否認。只是目前僅靠肉眼感知，無法辨別相鄰兩個污染等級的區別，因此看起來污染似乎沒有減輕。至少降低兩個等級，我們才真正“看到”變化。
我們真正要減的是排放量，
而不是錯峰生產的企業數量
今年9月生態環境部發布的《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8-2019年秋冬季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方案》中，將去年的“對高污染和高耗能行業要實施統一的停工限產比例”，改為“各地方根據實際情況實行錯峰生產，不再做硬性要求”。要求也變了，去年要求PM2.5平均強度下降15%，今年只要求同比下降3%。
今年霧霾返城，有媒體提出疑惑：是否減排力度過于寬松?
對此，中國工程院院士、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賀克斌表示，無論采取哪種治理措施，從設計到落實行動之間的距離、折扣越小，效果就越有保障。以目前爭議較大的“錯峰生產”為例，選哪些行業、停哪些企業、錯峰時間多久等，都是經過一番深入研究，而非圖熱鬧。但為何還有人提出質疑?關鍵在于，我們真正要減的是排放量，而不是錯峰生產的企業數量。
賀克斌院士表示，以前就曾發生部分地區把僵尸企業報上來進行“錯峰”的情況，相當于做虛賬。最終結果就是，“天上”不會給你回報。再以天津為例，去年冬季，北京市全市錯峰生產的企業為300多個，今年卻只有100多個。企業數量減少，并不意味著減排力度減弱，而是在總結前期工程的基礎上，錯峰生產越來越有經驗，效率也更高了。
如何進一步挖掘減排潛力?
深層治理在于“動結構”
賀克斌院士表示，過去5年，我國PM2.5濃度的降幅超過30%，超額完成大氣治理任務。尤其在“尾部治理”方面，動作最多、貢獻最大，貢獻位列二、三位的分別是能源結構、產業結構調整。
在此基礎上，尾部治理的剩余減排空間相對有限。例如大型火電廠治理，我認為就基本“畢業”了。它的常規污染物排放已降至世界最低，未來再上什么裝置、再進行大幅減排的意義不大。下一步重點應轉移到非電領域，同樣是用煤大戶，實現非電行業超低排放是潛力所在。
但我們也要看到，非電行業的減排潛力同樣有上限。要繼續實現深層治理，就到了不得不“動結構”的時候，也就是產業、能源、交通及用地結構調整。
以能源結構為例，為何要進行調整?已采取的“散亂污”企業治理等尾部治理方式，目前仍存在反彈可能，為防止企業偷偷排放，相關部門還需配套相應的監管措施。而能源結構一旦調整，企業用能就不可逆轉，排放情況隨之改變，未來自然不會再出現偷排行為，這才是根本。
大氣污染治理的拐點何時到來?
隨著四大結構逐步優化調整，大氣污染治理的拐點何時到來? 賀克斌院士：我們首先需明確“拐點”的概念，它既包括污染天數，也包括污染程度的轉變。若以PM2.5排放情況作為參照，我認為2013年之后已經迎來第一個治理拐點。我國PM2.5排放濃度，已由過去是歐美國家的10倍左右降至2-5倍，主要城市的PM2.5濃度也不再繼續上升。但要真正消除人民群眾對重污染天氣的印象，可能要到2025年左右。
粵公網安備 44190002003930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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